趣談“擼貸”

據說有一位90后的大學生，因為在校期間，接觸了校園貸。最后，隨著自己欠錢的時間越來越長，貸款的利息也越來越高，最后無奈只能回家避難。最后在家里人追問之下，才說出了實情。隨后村里人，就紛紛上門來請教網貸的方法。就這樣，一場大規模的擼貸潮就這樣開始了，村里人有一個算一個，紛紛都加入到了網貸的“大軍”中。村里500多人，總共借了上千家網貸平臺，因為本著欠錢不還的原則，只要是網貸公司，不管三七二十一，統統給它借了個遍，生怕晚了一步，平臺就被自己給借倒閉了。據說，村里每一個人身上，都至少都欠了“網貸公司”百萬的貸款，就這樣等了一段時間以后，網貸公司就打電話過來催著村里人還錢。結果，“網貸公司”發現自己借出去的錢收不回來了，但通過各種電話騷擾，或者是別的方法，來讓村里人還錢。結果發現這些方法，都沒有任何用。因為網貸公司，平時給村里人貸的款，基本上都包含著高額的利息，基本上都是違規的條例，所以法律無法干涉。

甚至有些人專找借款周期為7天到14天，年利率超過1000%的網貸產品，俗稱“714高炮”下手，借款人買一張手機卡，租的房子作為經常居住地。養卡半年后，一次性下載幾百個超利貸APP，開始操作。兩天之內十幾個網貸平臺貸款50萬，收到貸款之后，銷毀為貸款專門買的手機卡，跑路。

2016年以來隨著互聯網技術快速發展起來的各類網貸平臺，不乏有金融業許可證的消費金融公司損失慘重，2018年開始各地高院牽頭各地基層法院打擊“套路貸”，結果個別基層法院對網貸公司一刀切，只要認為有“套路貸”嫌疑，一律不給訴訟立案。很多網貸公司被“耗死”。貸款成了 “白拿”。

筆者認為從立法基本原則來講，嚴厲打擊職業放貸人和違法高利貸網貸平臺公司的同時，對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也應當保護其合法權益，超過法律保護部分的利息不支持，持牌機構合法的本金也應當保護。

“擼貸”針對有資質的金融機構，究其本質就是騙貸，2002年，浙江商人謝根榮用一件假“金縷玉衣”，從建行騙貸7億元。2015年河南省“十一五”重點建設項目鄲淮一級公路收費權質押貸款項目被爆貸款被個人賬戶套走，河南省農村信用社損失6億。2016年5月，陜西潼關縣聯社發生一起2000萬元質押貸款案件。全面排查，發現多名外部不法人員橫跨陜西、河南兩省，以純度不足的非標準黃金做質押物，騙取19家銀行業金融機構190億元貸款。

據筆者了解，近幾年在不良資產處置領域還有一些“高端局”。一些文玩公司打著“資產置換”的口號，用有鑒定報告的古董文玩幫助債務人以物抵債給債權人收取服務費，告知債權人可以按鑒定報告打折，不能太低，如債權人不同意，文物交給法院司法拍賣，一半還款，一半給文玩公司。

有些債務人、被執行人與開發商商量將偏遠或爛尾不好賣的房產折扣買下，如將市價1000萬的房子，打6折，買到之后再將市價1000萬的房子按八九百萬價值抵債給債權金額1000萬的申請執行人，中間利潤差價很大。

近些年來，一些不法分子與擔保人串通，即便有不動產抵押物，故意利用司法漏洞來規避民事執行，如以“騙取貸款罪”規避銀行對有財產可以執行的保證人或抵押物、質押物的民事執行。

不法分子先是注冊一批用來貸款的空殼公司，之后偽造財務報表、購銷合同，虛構采購原材料或支付貨款的用途，騙取銀行貸款后，快速轉移資金，不乏利用境外非法機構轉移，雖有經濟實力的保證人擔保、足額抵押物，但其已了解或與基層法院“溝通”，借款企業或其實際控制人被認定騙取貸款罪，基層法院認為貸款已被認定為犯罪事實，發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決已對騙取貸款違法所得予以追繳，發還被害單位。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一條的規定，案件不屬經濟糾紛案件，裁定駁回銀行的起訴。結果因刑事被告人早已轉移貸款資金，客觀上無法追回，而民事訴訟程序不能立案審理，不能實現抵押權，導致刑事被告人和擔保人以“合法的形式”逃避民事責任，貸款被“合法侵占”， 造成巨額國有資產流失。明顯違背國家保護當事人合法財產、國有資產的立法原意。

在（2017）最高法民申1914號《中國中輕國際控股公司、中國遠大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進出口代理合同糾紛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民事裁定書》（《人民司法案例》2018年第20期）等為代表的詐騙犯罪刑民交叉類案中，最高法院認為：民刑交叉案件中，由于救濟的法益不同、責任形式不同，刑事案件與民事案件對于刑事被害人或者民事權利人的救濟方式并不相同。在刑事判決明確進行追贓，民事判決判決責任人承擔民事責任的情形下，應對追贓與民事責任的認定和執行進行協調。在民事案件審理過程中，追贓款應從民事責任人賠償范圍內進行扣減。在執行過程中，執行法院應結合民事責任、刑事責任的認定，確定民事責任人應承擔的民事責任范圍和贓款的退還對象，避免民事權利人（刑事被害人）雙重受償。在民事案件已經執行完畢、刑事被害人的民事權益得到全部救濟的情形下，因罪犯是民事責任的最終責任人，民事案件的責任人承擔完民事責任后有權向罪犯追償。

民刑交叉案件中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聚合，刑事責任的承擔并不能否定民事責任的承擔。刑事案件沒有執行終結也并不影響民事案件的受理和審理。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統一法律適用加強類案檢索的指導意見（試行）》，復雜爭議較大案件應當進行類案檢索，類案同判。

筆者檢索14個類案發現，借款人實際控制人構成騙取貸款罪，刑事判決明確進行追贓，作為刑事受害人的債權人起訴同一筆貸款未涉及犯罪的借款人、擔保人的金融借款合同糾紛類案作為民事案件審理，被告承擔民事責任的法律依據大概四類：

第一類是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20〕17號）第三條、第十條，借款人實際控制人以單位名義簽訂案涉合同將取得的財物占為己有構成騙取貸款罪，不免除案涉合同債務人應該承擔的民事責任；刑事案件與民事案件當事人不相同，刑事訴訟無法解決民事訴訟被告方是否應承擔相關民事責任問題。從內容看，民事糾紛要解決的是案涉合同的性質、效力及責任承擔問題，刑事案件解決的是刑事被告人等是否構成犯罪及定罪量刑的問題。在借款人實際控制人構成騙取貸款罪，債權人請求同一筆貸款未涉及犯罪的借款人、擔保人承擔民事責任的情況下，個人犯罪所涉民事行為對民事合同關系產生的后果，應當在民事案件受理后以民商事法律規范來進行評價。[最高法院五個案例：（2018）最高法民終967號、（2019）最高法民申11號、（2019）最高法民申4121號、（2019）最高法民申4251號、（2020）最高法民終733號]；

第二類是依據《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法〔2019〕254號）第128條，作為借款人的公司的實際控制人指使該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義簽訂《借款合同》的行為涉嫌騙取貸款罪，債權人作為合同相對人和受害人請求借款人承擔民事責任的，請求涉嫌刑事犯罪的行為人以外的主體承擔民事責任應作為民事案件審理，審判實踐中出現的問題是，在上述情形下，有的人民法院仍然以民商事案件涉嫌刑事犯罪為由不予受理，已經受理的，裁定駁回起訴。對此，應予糾正。[最高法院兩個案例：（2020）最高法民再311號、（2020）最高法民終733號]；

第三類是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20〕17號）第八條，借款人實際控制人涉嫌刑事犯罪情形下，債權人請求同一筆貸款未涉及犯罪的借款人、擔保人承擔民事責任的，其責任主體與刑事案件的責任主體不一致，民事案件與刑事案件應當分別審理。[最高法院兩個案例：（2019）最高法民終429號、(2020)最高法民終531號]；

第四類是以2021年6月29日作出的（2019）最高法民終114號《國家開發銀行金融借款合同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為代表的裁判觀點，民事案件與刑事案件責任主體不同，借款法律關系、擔保法律關系，屬于民法規范評價和調整的范疇，生效刑事判決責令將騙取的貸款款項退賠的事實，不影響債權人基于民事合同關系主張權利，刑事判決追究的是案外人違反刑法的責任，民事合同當事人應否承擔民事責任及如何承擔責任應通過民事訴訟程序處理。依據《合同法》第52、54條等司法解釋合同有效，當事人應承擔民事責任，但應相應扣減通過刑事案件的追贓而取得的返還資金[周口中院、河南省高院和最高法院共九個案例：（2018）最高法民申5393號、（2018）最高法民終352號、（2018）最高法民終967號、（2019）最高法民申11號、（2019）最高法民申4251號、（2019）最高法民申4121號、（2020）豫16民終1383號、（2020）豫民申3792號、2021年6月29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終114號]。我們希望各級司法機關對此能夠引起重視，保護人民的財產！

但實務中，抵押人利用假離婚證將共有財產變成單方財產抵押貸款或找人冒充配偶在抵押合同簽字，如果金融機構沒有盡謹慎審慎審查的義務，審判中不能被認定為善意，屬于重大過失，否定抵押權人對抵押物享有優先受償權或抵押權最多只能實現一半。

執行難，難點之一在查人找物，雖然目前法院執行人員通過網絡執行查控系統調查相關財產信息只需2分鐘，網絡執行查控系統已與公安部、自然資源部等16家單位和3900多家銀行業金融機構實現聯網?？梢圆樵儽粓绦腥巳珖秶鷥鹊拇婵?、不動產、車輛、證券、網絡資金、理財產品、個人對外投資等16類25項信息。即形成了法院和工商、公安、不動產、金融機構等部門的“總對總”，地方法院申請最高法院指令被執行人及其財產所在地法院查詢財產信息的“點對點”查控關系。但仍存在一些缺陷，需要申請執行人主動查找。

對此，我們編寫了《執行法律法規匯編》、《執行中參與分配相關法律法規匯編》、《執行異議及執行異議之訴案件審理指南相關法律法規》、《執行法官責任承擔法律法規匯編》、《合法規避執行實踐操作技巧》。如何把“法律白條”落到實處，需要各級機關配合，更離不開法律工作者精益求精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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